大概与近年来国人的出行旅游热有关,颇为活跃的文学界首先刮起了“行走”之风。一开始是某出版社资助几位青年作家从不同路线走入(或走出)神秘的西藏,体味沿途雪山皑皑、风吹草低的高原景色和藏族牧区独特的风土人情,写下记录作家一路风尘和内心感悟的文字。有人将这种通过有目的旅行创作的文学作品称之为“行走文学”。接下来其他学科的专家们也踊跃加入“行走”的行列。几位从事史学和哲学研究的学者甚至来到终年积雪难融的南极。大概那里的一段终生难忘的生活,会令整日价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倘佯,在思想概念的迷宫里摸索的学者们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激发出对学术,对世界,对人生的新思考。学者们跨出书斋,走进大自然,当然是件好事。哪怕仅仅是出于换换脑筋,活动腿脚的目的去随便走一走也好。但顺从时代潮流(如今什么事情都讲求经济效益),带着具体学术目的的考察则更有价值。特别是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避开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的名山大川,行前人未行之路,考前人未考之物,或许真能辟出另一番天地来。前些年,有人徒步考察古长城沿线遗址,有人研究拍摄京城独具特色同时也正在迅速消失的小胡同和老宅子,还有一位日本人趁在北京短期生活的机会,走小巷,钻胡同,对那些平日里毫不受人注意的四合院门前石雕进行调查,写出了一本关于老北京门墩的书,竟成为这方面的研究专家。可见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实在有道理。
由“行走文学”想到了军事学。军事学是门实践性很强的理论科学,它要求人们对战争行动的舞台——战场的地形地貌了如指掌。而要做到这一点,单靠看地图,读资料,不到现场去走走是不行的。我国历史上许多著名军事家都有过巡山川,问关津,博观广询的游览经历,由此了解国家的边腹轻重,兵戎措置的得失。比如曾辅佐周武王灭商的开国功臣吕尚(即民间百姓非常熟悉的姜子牙),早年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战国策》说他是“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后来想卖身为别人当雇工都没有人要。但他成为周文王的军师后,当年四处奔走谋生的经历反而成了一份宝贵财富,他对商朝内部情况和山川地理形势的了解,在后来筹划灭商的战争时起了大作用。有“文史祖宗”之称的司马迁,为继承父业,编写战争的历史,年仅20即离开家乡陕西韩城,南游淮河、长江,北抵山东、中原,访山川文物,探佚闻古事,历时三年之久,对历代军事地理、山川形胜和历史掌故洞悉于心。所以他撰写的《史记》一书,才能以挥洒自如的笔触描写姜太公、孙子、吴起、李牧、白起、项籍、韩信等古代名将的战争指挥艺术和“围魏救赵”、“背水结阵”、“破釜沉舟”等著名战法,读来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在近代历史上,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环伺觊觎,祖国边疆危机四伏的险恶国防形势,很有一些学者倾注自己的毕生精力研究边疆战略地理,写出了《东北边防辑要》、《朔方备乘》等一批边疆史地名著。有的军事将领则因为不满足于根据地图资料筹划国防,不辞辛苦赴实地勘察,“行走”于边疆的山川莽原之间。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那位100年前为抗击八国联军入侵而牺牲的爱国将领聂士成。1893年,已被任命为太原镇总兵、芦台防军统领的聂士成,看到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疯狂扩军备战,妄图侵略朝鲜和中国,向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求踏勘东北三省边陲地形,熟悉各处道路状况和地形险易,为抗击外敌入侵预作准备。当年10月,他与几名武备学堂的学生,携带测绘仪器从天津出发,赴黑龙江的瑷珲、海兰泡、漠河,沿边界经伯力、双城子、海参崴入吉林的珲春,经宁古塔等地到中朝边境,入朝访问汉城、平壤及温贵、吉州、元山、仁川四大海口,最后折返中国的丹东,到第二年5月才经九连城、风凰城、大孤山、皮口到达中国最东部的海防重镇旅顺。与清军高级将领平日里出有车,入食鱼,随从前呼后拥的优越生活相比,聂士成的边疆之行无疑是相当艰苦的。他踏上征途之时,已进入初冬时节,随着旅途的延伸,苦寒的天气逼人愈甚,时而漫天鹅毛大雪,时而刺骨的寒风呼号,卷起大团大团的雪劈脸打来。聂士成一行在深及膝腰的积雪中不能骑马,只能牵马步行跋涉,或坐东北特有的爬犁顺江面、江岸滑行。沿途有时人烟稀少,没有驿站、客店,便在天寒地冻荒郊野外露宿,燃篝火取暖,化雪水解渴,围火堆而眠,一个个胡须和眉毛上都结了冰,鼻尖冻得红肿。但正是这趟艰苦的亲历,才使他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边防资料,弄清了由腹地至边界,由内地到边陲的道路纡直、山川险易情况,形成了加强边防、认真备战的真知灼见。聂士成返回防区后,即组织随行的武备学生编成《东游纪程》一书。全书包括《日历》两卷,《东省全图》、《东游纪程图说》各一卷,共10余万字,将他们踏察东北边疆沿途的所看所知所想皆录入其中。对聂士成这次边疆“行走”及由此结出的学术硕果,后代学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读《东游纪程》就像亲履其地,“二万三千余里疆界,牙错出入,不籍图记,一览而尽得之”。更重要的是,它适应了近代反侵略作战的需要。在不久后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在海、陆战场一败涂地,只有聂士成在摩天岭屡战屡捷,取得了久违的胜利。这与他平时关心边防地理,胸中早有作战预案当是分不开的。
聂士成的东北之行与编写《东游纪程》已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了。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当然无需再以如此简陋的方式踏察边疆。但有意识地组织类似的专题考察仍然很有必要。近几年一些旅行社搞起了颇受欢迎的专题性旅游项目,只是内中多为名山大川、民族风情,极少有古长城遗址沿线游、近代海防要塞游这样有军事文化特色的旅游项目。从聂士成踏察边疆这件事,到使我想到旅行社能否开辟出一些介绍中国优秀军事文化的旅游路线来,而有兴趣的出版社也不妨组织出版一些“行走军事学”方面的读物。这对那些热衷于出游,却苦于缺少有兴趣的旅游项目的读者而言,无疑是开辟了一片别具特色的旅游天地,同时对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深入了解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传统也是很有好处的。